【多維連載】
4、西藏寺廟是誰砸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鎮壓藏人武裝反抗的過程中,不少寺廟因為成為反抗據點,受到中共炮火打擊甚至飛機轟炸,因而遭到破壞。在隨後進行的“民主改革”中,中共又迫使大批僧尼離寺還俗,使不少寺廟因無人駐守而荒廢,或是因改作它用而遭到毀壞。這一類還不算專門針對寺廟的破壞。還有一類則是以徹底摧毀寺廟為宗旨的破壞,所說的“砸廟”就是這樣一種行為。前者的因果關係和責任已經比較清楚,我們這裡主要討論後一類破壞。
達賴陣營和西方輿論,一向把砸廟行為歸於文革期間從中國內地進入西藏的漢族紅衛兵,並認為那是中共政權對西藏宗教“深思熟慮、有計畫、有步驟的全面性摧毀”〔29〕的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書中稱之為“廢墟行動”和“漢災”〔30〕。他的有些描寫讓人驚訝﹕寺廟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難。對某些深牆高院、固若金湯的寺廟,紅衛兵還動用了炸藥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們甚至有轟炸機支援。〔31〕
不知他的說法根據在哪裡﹖以我的了解,說紅衛兵使用大炮和轟炸機摧毀寺廟實在是實在有些離譜了。不過,砸廟的具體手段暫時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應該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廟到底是誰砸的。無疑,肯定有漢人參加。西藏當時有數萬漢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對洶涌的城市,中國內地刮進的“破舊立新”之風肯定會使他們受到影響。然而當時在西藏的漢人基本都是幹部職工,幹部職工一般較晚才介入運動。文革初期的“破舊立新”是紅衛兵的行為,而紅衛兵是學生組織,一般只有中學以上的學生才能參加。當時進藏工作的漢人普遍年輕,帶子女進藏的本來就少,子女已上中學的更沒有幾個,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漢人紅衛兵參加砸廟行動。
這一點可以從拉薩寺廟的情況得到證明。拉薩那時集中了最多的漢人,但是拉薩寺廟受到破壞的程度遠遜於漢人稀少的西藏農村和偏遠地區。那些偏遠地區的寺廟是誰砸的呢﹖
在西方人寫的書中,連立場比較接近中共的譚•戈倫夫也將砸廟歸之於中國內地的紅衛兵。他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一書中寫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半年,紅衛兵開始湧進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飛機去的,機票是由同情他們的北京官員辦理的”〔32〕。達賴一方對此則更為明確,達蘭薩拉的《西藏通訊》雜誌主編達瓦才仁對此記載得極為詳實﹕
這些破壞是由來自中國的紅衛兵幹的,當時,第一個闖進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進入拉薩的北京女子學校八十中學的“八十中學紅色造反隊”,四百餘人,隊長是武姿漢﹙音譯,下同﹚﹔接著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地質學院紅旗戰鬥隊”三百餘人,首領叫蕭聯﹔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色航空學院進藏戰鬥隊”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學的反修戰鬥隊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華大學的“反帝戰鬥隊”二百五十餘人,領隊叫張金松,李鳳蓮﹙女﹚等﹔北京民族學院四百餘人叫“東方紅戰鬥隊”﹙其中一半是藏人﹚﹔東北鐵道學院的“紅色造反隊”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開始破四舊和破壞大型寺院並掠取珍貴藝術品的全是來自中國本土的紅衛兵,這些紅衛兵雖未到過西藏卻對西藏的文物極為熟悉,只砸他們不要的東西。〔33〕
上述的數字和名字雖然詳細,但是沒有提供引據來源,可信度是有問題的。至今時間已過三十多年,當年的當事人已難以尋找,尤其那是一個檔案系統癱瘓的年代,基本無從核實當年的情況。但文中所列舉的“第一個闖進西藏的”的“四百餘”紅衛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學校八十中學”,現在不是、過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學,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說的八十中紅衛兵到拉薩的時間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時紅衛兵“大串聯”尚未開始1,中國內地的只有少量紅衛兵到北京“取經”或告狀,因此不可想像會有四百餘人的龐大紅衛兵團隊在那時從北京到拉薩。
我訪問了一位從一九六五年就在八十中學教書的阮姓女教師,她知道學校在“文革”期間有學生去了西藏,由於那時教師都“靠邊站”,具體情況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麼多人進藏。我訪問的另一位名字叫孫小梅的女士,她在一九六七年去拉薩,並且參加了拉薩的“文化大革命”。當時在拉薩有一個“首都紅衛兵赴藏總部”,不超過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學生,約十多個,領頭的名叫賈軍,是個男生。孫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間,沒有漢族紅衛兵參與砸寺廟的事。漢人紅衛兵到了拉薩以後,也極少再有去西藏其他地區的,當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他那些地方的寺廟。
雖然現在準確地了解當年情況已經不易,但是以經驗判斷,也難以相信當年會有大批漢人紅衛兵進藏砸廟。也許他們會有這種願望,如果沒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擋,成千上萬的漢人紅衛兵可能真會乘“大串聯”之機,湧進西藏去破“四舊”﹙依當時的標準,西藏的“四舊”無疑最多﹚。然而西藏的遙遠和惡劣的交通擋住了他們。西藏行路之難,連三十年後的今天,交通條件改善了多少倍,離開了幾條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難行之感。西藏寺廟遍布農村牧場和叢山峻嶺,皆為當地最堅固的建築,內地紅衛兵如何能夠深入進去,又如何有對付高原缺氧的體力和足夠的人手,把散佈在上百萬平方公裡面積上的數千座寺廟毀壞得那樣徹底呢﹖
我還採訪過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一九六六年以紅衛兵的身份到過拉薩。通過與她交談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漢族紅衛兵那時進藏的人數極為有限。何佳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初中二年級的學生。那是一個中共幹部子女集中的學校。西藏中共首腦張國華的女兒也在那個學校上學。何佳與另外四個紅衛兵戰友進西藏,是通過父母的關係拿到了張國華的批條才得以實現的。沒有那層關係,當時的漢族紅衛兵根本不被允許進藏。那時控制進藏的手段非常簡單,進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車全都控制在當局手中,既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私人汽車。只要不被允許上汽車,紅衛兵不可能靠兩條腿走進西藏。何佳他們拿著張國華的條子,雖然得到了進藏汽車上的位置,也僅僅是在卡車貨廂上露天而坐。
從成都到拉薩,走了半個月。他們一到拉薩就被安排住進軍區的招待所──那是進藏漢族紅衛兵的集中地。何佳現在說不清當時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裡,但是她敢肯定不過百。
何佳進藏的目的是什麼呢﹖與“破四舊”毫無關係。她和她的同伴是要求到西藏農村去當農民,“紮根邊疆,建設祖國”。與他們同住招待所的另一夥北京紅衛兵是想在西藏辦學校。她在拉薩住的時間不長,因為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西藏當局支持。儘管他們採用死磨硬纏的方式,最後得到的答覆只是可以考慮讓他們留在拉薩當售貨員或服務員。那與他們的浪漫理想顯然差距太遠。他們一共僅在拉薩逗留了十幾天,拉薩以外的地區沒有去,她相信別的漢族紅衛兵也不會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為交通限制,大多數漢族紅衛兵能到拉薩已屬不易,也就沒有再往下走的心氣。他們在拉薩的活動大部分都由當局安排,並且以保證安全的理由限制他們自己在外面活動。他們不但沒有參與“破四舊”的行動,還以旅遊者的心態去參觀了布達拉宮等處。在何佳的記憶裡,至少她在拉薩那段時間,沒聽說過內地漢族紅衛兵有參與砸廟的行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與他的紅衛兵戰友踏上過去西藏之路。那時當然是打著革命旗號,現在他承認真實的願望是想去玩。沒有毛主席慷慨賜予的“大串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如何有機會去西藏玩一趟呢﹖他們從青海西寧進藏。沿途的政府官員對北京紅衛兵給予特殊照顧,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認為官員們的動機是慫恿他們進藏“革命”,只不過是一種對文化大革命的惶恐迎合罷了。他們最終沒能進入西藏。路途的漫長和辛苦使他們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號,他們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沒去成,他們倒是在青海藏區走了一些地方,其間雖然也見過其他漢族紅衛兵,不過是有限的幾小撥。我問他們是否在藏區參與了“破四舊”,如砸寺廟等。我的朋友承認他曾在塔爾寺偷了一尊小銅佛。但在做那事時,完全沒有“造反有理”的氣概,而是惴惴不安。他們一夥去過數次塔爾寺,從沒想過要砸廟,都是為了“參觀”而已。他們去牧區搞“革命”時,真正的心思也都是在騎馬一類更好玩的事上。他們在牧區的革命終止於他們中間一人被當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紅衛兵小將表了態,其父母也來提親。當地的幹部勸他們還是早一點離開為妙,免得造成“民族關係”方面的問題。於是“革命”宣告結束,只給少男少女們留下一個持久不衰的話題。
不過,那時從中國內地進藏的漢族紅衛兵不多,但是從中國內地返回西藏的藏族紅衛兵卻不少。當時有幾千名藏族學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以及位於陝西的咸陽西藏民族學院讀書,他們同中國上千萬青年學生一樣,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鋒。他們大批返回西藏,對推動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關鍵的“煽風點火”作用。何佳進藏,就是與西南民族學院的藏族紅衛兵共乘一車。那時對藏族學生回西藏,沿途政權機構不加限制,並且提供相應條件。對這一點,既可以解釋是中共利用藏族學生當工具,也可以解釋為他們沒有理由不讓藏族學生回家鬧革命。也許兩個因素都有。所謂“中共”是由具體的機構和人組成的,並非只有一個大腦一種意志。對於文化大革命,當時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權和幹部都是不贊成的,並且以各種辦法進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當局也是一樣。不難想像,誰願意自己統治的地盤上湧進成群結隊無法無天的造反者呢﹖他們不難預見到,紅衛兵的造反很快就會造到自己頭上。他們只是沒有膽量抗拒毛澤東的意志,而毛澤東也正是藉助把紅衛兵灑遍整個中國﹙“大串聯”的奧妙所在﹚去“煽風點火”,動員起群眾進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務實派控制的政權體系,最終使中共極左派掌握了政權。
當時身在中國內地的藏族學生,對於回西藏進行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熱情的。他們大多出身西藏底層社會,已經接受了數年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叛逆與躁動心態,他們會責無旁貸地把對西藏社會“破舊立新”的使命攬在他們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們一般已經幾年沒有機會回家,很多人也從沒去過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薩或在廣闊的藏區做過旅行,這一切都會在他們回西藏鬧革命的願望上再添動力。
不過那時區別一個人的身份是以階級出身、參加的組織、持有的觀點、政治面貌﹙是否黨、團員﹚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後來分派進行“武鬥”,每派成員也都各有漢藏民族﹚,所以返回西藏的藏族紅衛兵往往保持著諸如“首都紅衛兵”、“內地紅衛兵”等稱呼,在拉薩成立組織,進行活動,印刷宣傳品等,這可能也是後來把問題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隨著那些藏族紅衛兵逐步返回家鄉﹙革命與探家相結合﹚,文革的火種撒到整個西藏高原的農村牧場,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廟也就隨之開始了。
在西藏最偏遠的阿里地區普蘭縣,尼瑪次仁給我講了他家附近的賢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當他說到內地來的紅衛兵時,我問他那是漢族紅衛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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