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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二章中國對西藏的控制(1)

【多維連載】

到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情況有了變化。清不是漢人的王朝,而是中國東北的少數民族──滿族人滅了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滿族人對漢人進行少數民族對多數民族的異族統治,控制地廣人多的漢族地區,不得不聯合蒙古人以彌補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然而同為北方部族,滿清政治家又深知蒙古在歷史上摧毀過許多強大王朝,威脅性極強。為了自身安全,滿人必須能同時控制蒙古。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滿清統治者把目光轉向了西藏。

滿人要玩弄連環套的統治術──藉助蒙古人在軍事上控制漢人,再藉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們就必須不畏西藏的山高路遠去經營西藏和控制藏人。

1、清代對藏的經營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大興喇嘛教以來,藏傳佛教逐步成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達賴與班禪也成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領袖。清朝統治者認識到,如果能夠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領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進行這種控制,讓西藏和蒙古自己聯合起來,就很容易形成禍根。輕則失去西部百萬里之地,重則威脅整個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謂的維護國家統一、堅持主權完整等目的都是後人的杜撰,肯定不是當時清朝皇帝考慮西藏問題的出發點。

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對西藏進行籠絡,清朝皇帝帶頭推廣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順治年代,五世達賴喇嘛應邀到北京,順治皇帝親自出城迎接。當時採取的禮儀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後來因此而強調,達賴喇嘛與清朝皇帝是“帝─師”關係,而非“君─臣”關係。不過,如果保持客觀心態的話,應該能看到在那種表面的尊崇之下,存在著很強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話說﹕“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指達賴和班禪──作者﹚,各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1〕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對西藏宗教出於利用之心,乾隆還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2〕之辭表明自己並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學家魏源對此也有總結﹕“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3〕除了從宗教和感情上籠絡西藏,清朝也對西藏採取了政治、行政和軍事上的措施,以達到對西藏的實際控制。

清初中國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國力強大,在當時的亞洲首屈一指,周邊勢力無能與之匹敵。而當時西藏內訌不已,戰亂紛爭,又值以達賴為代表的藏傳佛教格魯派急劇擴張,與自元以來一直統治西藏的蒙古汗王發生激烈的權力爭鬥。各方勢力都需要尋求自己的靠山和保護者,也需要一個居高臨下的仲裁權威,清王朝正好就是這樣一個角色。當時每逢西藏地方統治者之間發生紛爭,雙方都爭著向清廷申辯和解釋各自的行動,爭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時機,或是派兵入藏平亂安撫,或是進行審判裁決,得以實現對西藏的進一步控制,擴大清對西藏的權力和影響。清對西藏進行的重大制度變動或人事變動,幾乎都是在對西藏用兵之後挾餘威而完成的。這是當時西藏與清王朝之間的典型關係。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當時的西藏還有一個抵禦外敵侵略的問題,它北鄰強悍的准噶爾蒙古,南與善戰的廓爾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實力,不足以威懾侵略者,發生戰爭也難以取勝。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大清的保護傘,可以威懾侵略者不敢輕舉妄動,即使發生戰爭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這種需要,自十八世紀二十年代起開始在西藏駐軍,系統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軍事要害,從而進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駐軍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為了達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還有意識地強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強番弱”,故採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後蒙古力量逐漸衰落,又改為“扶蒙抑番”〔4〕。在西藏內部採取“多立頭目,以分其勢”的策略,使其彼此牽制,不能擅權。當達賴勢力強大之後,轉而扶持班禪以為平衡。這種分而治之使各方勢力無論求發展還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

從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開始,清朝開始向西藏派駐“駐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歷一百八十五年,從未間斷。對於駐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與達蘭薩拉的宣傳機器各執一詞。北京方面一直宣稱駐藏大臣是中國對西藏具有主權的標誌,是代表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施主權管理的官員。達賴方面則說駐藏大臣不過是滿清皇帝的大使,負責傳遞消息而已,頂多對西藏政務充當一下顧問的角色,從來沒有實際權力。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先引用上世紀末一位名叫達斯﹙SaratChandraDas﹚的孟加拉校長的描述。一八八一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過駐藏大臣的一次遊行。那次遊行是為慶祝大清皇帝登基周年舉行的。

一些人抬著大約兩英尺見方的木板,上面寫著駐藏大臣的官職及對整個西藏行使最高權力的委任狀。除了駐藏大臣的隨員及侍從外,還有來自衛藏地區的大約三百名高僧及達官顯貴。八名中國士兵抬著一頂駐藏大臣的轎子。大約五十名藏兵拉著拴在轎杠上的長繩索。隊伍在聖殿及去世聖人的靈塔前致意之後,由傅拉協擺率領從東門走出寺院。政府官員走在前列,軍需隊尾隨其後。然後是中國官員,最後是乘坐著華麗轎子的首席駐藏大臣。

在整個行進過程中,西藏人始終處於次要地位。中國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職位較低的駐藏大臣騎馬跟在後面,他似乎喜歡看帶著沉重鐐銬的囚犯,新近受到刑罰的頭人們在沉重的木枷下呻吟著。這位駐藏大臣的轎子一樣也由八名士兵抬著。他的隨員及侍從也與首席駐藏大臣的隨員侍從相等。他們的衛兵全副武裝著中國的火槍及長矛......〔5〕根據當時的感受,達斯得出的結論是﹕駐藏大臣是“西藏人極為憎惡的人,西藏人從心底憎恨他們。”〔6〕達斯目睹上述場面是在一八八一年,那時清帝國已趨沒落,弊端叢生,吏治腐敗,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而說自設駐藏大臣以後,西藏人就一直心懷憎恨。但是通過達斯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即使在西藏人憎恨駐藏大臣的時候,也不能不讓駐藏大臣擺他的威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而“西藏人始終處於次要地位”。

一九五○年十一月西藏噶廈政府面對中共大兵壓境時發出的《致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書》,曾經這樣界定清朝中國與西藏的關係﹕“在一九一二年以前的年代裡,中國皇帝與至尊達賴喇嘛個人之間確實有過親密友好的關係。這種聯繫和交往是滋生於一種共同的信仰基礎之上的、可以準確地描述為宗教導師與其世俗的追隨者和信徒之間的關係,並不存在政治含意。”〔7〕然而,“追隨者”和“信徒”在“導師”的領地如此耍威風,是難以說服人的。事實上,清朝皇帝至少兩次革除過西藏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名號﹙六世達賴和十三世達賴﹚,規定所有的達賴轉世靈童都要經皇帝批准認可。清還對原屬西藏管轄的地區進行了分割──設西寧大臣治理青海,將東部藏區劃歸四川、雲南等內地省份,在那些地區實行改土歸流,以縮小西藏的地方勢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區”,亦是按那時劃分的界線。

因此,中國皇帝與達賴喇嘛之間的關係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國皇帝一方,是把西藏當作臣屬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開反抗。除此,其他的解釋難以自圓其說。

然而,換一個角度看,主張西藏歷史上一直保持獨立的看法也不是沒有道理。所謂“天高皇帝遠”形容西藏再合適不過。坐在萬里之外的紫禁城寶座上的中國皇帝,有多少時間顧得上西藏呢﹖而駐在拉薩的中國皇帝代表──駐藏大臣,對西藏到底有多少實際權力,也的確存在疑問。

有一個小故事對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清朝的駐藏大臣任命了一個名叫然巴的西藏貴族擔任政府﹙噶廈﹚大臣﹙噶倫﹚。根據章程規定,駐藏大臣有這個權力。但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召見了然巴,對他說﹕“駐藏大臣已委你為噶廈成員,但你不是我的噶廈成員。”這一句話就足夠了。然巴立刻離開拉薩,回到他自己的莊園不再露面。

於是噶廈就去向駐藏大臣呈報──然巴死了。駐藏大臣當然不相信幾天前還好端端的然巴突然會死,可即使懷疑其中有詐,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證明其沒死呢﹖最終他只好同意十三世達賴喇嘛委任的人擔當噶倫。章程賦予他的權力在實際中等於不存在〔8〕這個小故事可以作為當時中藏關係的典型寫照,充分地表現了駐藏大臣的無奈。但是不管怎麼樣,十三世達賴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對駐藏大臣說﹕“這是我的國家,我想任命誰跟你沒關係。”所以,應該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某種程度的控制,只不過那控制的開始時間是在十八世紀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稱十三世紀的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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