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當被中共從監獄放出重新擔任“統戰”工具的十世班禪喇嘛在哲蚌寺宣佈中共要做的賠償時,一個僧人站起來打斷他說﹕“別指望我們會對此感激不盡。中國人破壞了我們許多東西,賠償算不了什麼。”〔2〕在毛澤東時代,說這話的下場可能是被槍斃,那位僧人卻沒有被怎麼樣。然而這種寬容同樣不會被感激,只能被當作是犯錯者的理屈和心虛。藏人是不管共產黨內部那些派別或路線的區別的,他們甚至不考慮共產黨、國民黨或清朝皇帝之間的不同,他們只用一個概念──“中國人”統一地記帳。
中共對此開始醒悟時已經晚了,雖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參加法會的西藏書記,宣佈對西藏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強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傳統宗教的恢復也已不可阻擋。中共在一九八四年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曾定“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復到兩百座左右的寺廟”〔3〕。結果遠遠超出那個數字。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區修復開放的寺廟為一千四百八十座,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統計的數字為一千七百八十七座。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況對比,昌都地區文革以前只有五十六座寺廟,一九九○年則有寺廟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個、宗教活動點一百二十一個、日措三十七處,共計三百三十處〔4〕。整個西藏的僧尼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統計的數字為四萬六千四百人﹙其中和尚四萬二千五百人,尼姑三千九百人﹚,達到西藏總人口二%。藏北索縣西昌鄉一千九百多人,有一百八十多個和尚和尼姑〔5〕,比例接近十%。這些數字中,還不包括大量未經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廟,吸收僧眾,傳統宗教還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間社會。毛時代的中共政權通過一元化組織系統對所有社會成員進行全能控制,民間社會基本被扼殺。隨著公社解體,推行家庭承包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對基層的控制,基層黨政組織普遍衰落1,給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釋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間。這一點,中國內地的情況也差不多,但是被釋放的自由空間怎麼填充,西藏與中國內地卻大不一樣。
在中國內地,民間社會的根基幾乎已經被中共鏟除乾淨,決非短時間可以恢復,甚至很多成分永遠不可再現,因此社會成員獲得的自由往往表現為混亂無序、政令不行、人心渙散、治安惡化......那種失控缺乏組織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壞力量,除了造成混亂,一般不可能形成對政權的威脅。西藏的民間社會雖然也曾被中共政權全面取代,但由於時間相對短暫──西藏一九六五年開始試辦公社,一九七五年全面完成公社化,一九八○年公社即開始解散──民間社會的基礎遠未消亡,而且那基礎首先是西藏傳統宗教。中共基層組織一渙散,宗教勢力立刻佔據其讓出的空間,成為西藏民間社會的整合力量,與中共基層政權分庭抗禮。
今天,中共原本營造的國家至上的氣勢已基本喪失,活佛說話遠比黨政官員說話管用。丁青縣的中共縣委書記對我形容,在他那裡,活佛說話“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林彪在文革期間吹捧毛澤東時說的話。因此他們經常需要請求活佛在對藏民百姓講經時加進政府的意圖──如政府號召消滅破壞草場的老鼠,不殺生的藏民不會接受,而活佛表示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絕。西藏黨政官員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作是“統戰”成果而得意,其實往深看,那實在是中共政權的一種危險。
西藏宗教恢復了對藏人的精神統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時地獲得實際生活中的眾多特權。百姓的供奉使寺廟財力經常可以與有國家財政支持的當地政府匹敵,不少縣鄉政府在財政困難時甚至需要向寺廟借錢。還有些寺廟恢復了達賴時代的宗教特權,如藏北索縣的寺廟明令,禁止在寺廟附近騎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傳統宗教的蓬勃回潮,還有一個因素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凡是當年追隨中共的藏人,在重新復興的傳統宗教面前,都意味著對自己的民族和神靈有過背叛,從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將面臨懲罰。中共強盛時期曾裹挾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時保持忠於傳統宗教的純潔性是非常困難的。當他們發現毛澤東原來只是隨風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不朽之神又在廢墟上顯現,他們對過去的背叛不禁恐懼之極。他們所能做的,一是迴避過去那段歷史,或是將責任全盤推給中共和漢人,把自己的行為解釋為被逼無奈﹔再者就是以對傳統宗教的加倍虔誠和狂熱進行“贖罪”,以平衡內心的恐懼。對過去的罪孽越恐懼,贖罪就往往越積極。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重修寺廟最賣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時砸廟的帶頭者或主要參與者。
西藏的天在變,世界的天也在變。九十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使許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會的精英階層──開始考慮達賴喇嘛和他的西藏獨立戰士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許那一天已經不那麼遙遠。毛澤東時代,藏人不管心裡對北京的統治怎樣想,幾乎沒有人相信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會動搖,想獲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自身安全,只有緊跟中共。而現在,“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則有了疑問。即使在中共政權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貴們,也開始考慮對未來重新下注。
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廳長的西藏官員去印度訪問時,曾秘密拜會達賴喇嘛表示忠心。腳踩兩隻船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聰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級幹部安排子女與舊西藏貴族子女聯姻成為拉薩上層社會的風氣。舊貴族通過這種聯姻得到現實好處,新權貴則是為將來一旦達賴復辟而多一把保護傘。藏人新權貴還往往對自己的子女進行分別培養──一個送到中共專門培養少數民族權貴的“中央民族大學”,一個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辦的學校去“留學”,頗像當年蔣介石把一個兒子﹙蔣經國﹚送到共產主義蘇聯、另一個兒子﹙蔣緯國﹚送到納粹德國去分別培養。這是一種兩手準備,無論將來風往哪邊吹,都可以左右迂迴,能進能退。西藏中共黨委後來不得不專門發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讀書的幹部限期把子女召回。腳踏兩隻船並非全部出於投機目的,中共政權中的藏人官員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過去。如果有朝一日真變了天,死心塌地跟隨中共的人一定會被當作“藏奸”清算。他們之所以能當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經為中共效了很多勞,將來可以被清算的帳是很多的。西藏未來的不確定性使他們感到恐懼,不如現在就開始自覺地“將功贖罪”,以獲得達賴一邊的“諒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現自己的民族性,主動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動民族情緒,以種種方式表達其對漢人的憎惡與排斥。
雖然中共的理論沒有變,做主人的姿態沒有變,然而通過現實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經清楚地感覺中共再不如過去那般強大,舊時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種方式返回。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按照這種變化調整行為方式。丁青縣一位在西藏基層呆了二十多年的幹部給我講了一個小變化﹕文化大革命時期,當年的領主在路上與翻身農奴相遇時,領主遠遠就要側立路旁,一隻袖子搭在肩上,彎腰吐舌──那是舊時代下等人對上等人的禮節──等翻身農奴過去後才敢繼續走自己的路。現在則變了,又變成當年的農奴在路邊彎腰吐舌,給當年的領主讓路,而老爺們的腰杆又像過去一樣挺直了。這種變化發生得非常微妙,並非有人強迫,也未曾有人明說,完全是自覺的。雖然舊時代並沒有真地回來,但是社會氛圍已經變化,農奴們敏感地意識到還是早點縮頭為好,那也是為他們曾經有過的挺胸抬頭表示悔過。從這個小動作的變化,折射出時代的大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