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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八章神界輪迴(5)

【多維連載】

讀達賴喇嘛這段文字,我們眼前會浮現出一幅色彩絢麗的圖畫,不能否認,這種場面的確是獨樹一格。宗教是傳統西藏一切活動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侶在那時形成一個龐大的寄生階層。據梅•戈德斯坦的計算,十八世紀西藏的喇嘛僧人佔總人口大約一三%,也就是約有二十六%的男子出家為僧〔15〕。而中國藏學家李安宅在一九四七年對西康德格藏人進行的人口抽樣研究中,僧侶所佔的比例更高。德格地區共有人口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二人,僧侶在其中佔到三十三•二五%﹙和尚與尼姑各佔九十六%和四%﹚。去除僧侶,剩下的人口中男性僅為二千九百六十三人,女性五千四百二十八人〔16〕。因此,西藏僧侶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被認為是世界之最﹙同樣是佛教居支配地位的泰國,出家為僧者只佔男性總數的一%-二%﹚。

僧侶脫離社會勞動,終身享受他人供養,既造成社會勞動力缺乏,又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由於喇嘛教禁止僧侶婚育,大量育齡人口出家,導致西藏人口萎縮,成為傳統西藏社會的問題之一。有這樣的分析﹕

按照喇嘛教的教義戒律,僧人不參加生產勞動,格魯派對此尤為嚴格。佔總人口三分之一的僧侶脫離勞動,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失調,其結果社會負擔係數過高,勞動人口負擔過重。這種苦果吞食者首先是婦女,由於大量勞動適齡男性入寺為僧,婦女成為主要社會生產的實際承擔者。西藏廣大勞動婦女終日勞動不得溫飽。甚至產前產後都不得休息,早產、流產相當普遍,嬰兒成活率必然相應降低,即使活產嬰兒也因發育不良,極易感染致病,造成較高的死亡率。過度的勞動負擔和因生育而帶來的各種痛苦,對勞動婦女生育行為的抑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對西藏人口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從十三世紀八十年代的五十六萬,到十八世紀三十年代的九十四萬,四百五十餘年僅增長三十八萬人。而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九十四萬,到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時的一百零五萬,二百一十餘年僅增長十一萬人,幾乎陷於停滯狀態了。〔17〕

連西藏自己的學者,也把西藏從強大的吐蕃王朝﹙人口曾在那時達到四百萬之多〔18〕﹚衰敗到後來如此不堪一擊,歸於西藏宗教的原因〔19〕。為了解脫宗教之負擔,歷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有過毀佛滅教,強迫喇嘛還俗之舉﹙如發生在吐蕃王朝後期的達磨滅法﹚。

直到今日,在拉薩中心的八廓街上,也時而能看到一些年輕力壯的喇嘛坐在路中間大模大樣地向過路人要錢。如果有人不理,他們就做出威嚇或侮辱的姿態,甚至去拉扯路人的腿。之所以他們能如此把乞討當作天經地義,就在於他們是僧侶。僧侶就該天生不勞而獲,誰拒絕他們,就肯定是該詛咒的異教徒。面對那種場面,你沒法不感到這種宗教是有問題的。

“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官場權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適用於宗教權力。尤其在西藏,宗教權力完全稱得上是絕對權力,幾乎沒有任何制約。對這一點,英國人查爾斯•貝爾評價他曾與之密切接觸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說﹕

十三世達賴是名符其實的獨裁者﹔對他的國家來說,他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能像他們那樣用三寸不爛之舌,更不能用無線電廣播﹙即便有廣播的這一套東西﹚來謀取地位。但他有比口才或無線電更厲害的東西,因為他能在今生與來世裡進行賞罰。“你下一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什麼關係嗎﹖達賴喇麻能夠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裡當大喇嘛。”

對一個西藏人來說,沒有比來世的投胎更重要的事了,那是因為﹕如果他今生不幸,又沒有人來替他排除這種不幸,他就甚至有可能被打入地獄一千多年。在這樣一種環境裡,達賴喇嘛權力之不可抗拒,便可想而知了。〔20〕

固然,宗教講究慈悲,禁止濫用權力,但是人並非只因剃了頭和披上袈裟,就能進入一塵不染的神靈境界。當年宗喀巴創立要求僧人嚴守戒律的黃教﹙格魯派﹚,原因就在於當時的西藏宗教已陷入極度的腐敗﹕

一般的講,大多數僧人不論什麼時候都喝酒,不論什麼時候都進食﹙不守戒酒、過午不食的戒律﹚,到處玩耍,沉緬歌舞,以至於彼此爭吵,與人鬥毆。特別是那些專修某種密法的喇嘛,揚言戒律乃為小乘僧人而設,他們無需管什麼戒律不戒律。他們公開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貪婪成性,淫蕩自恣......自元代以來,西藏一部分修密喇嘛是無惡不作的。他們藉口修密需要女人,便強取民間處女﹔藉口法事需要,便挖取活人心肝作為供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看看《元史》及元人記載的蕃僧種種丑事,元宮演揲兒,剝人身全皮做佛像座墊等駭人聽聞的事,可以想見一斑。這班人專以異術自炫,一但得遇,便能博得皇帝封賜,便在衛藏成為地方管民之官。〔21〕

宗喀巴創立黃教已有六百年,黃教在西藏掌握“絕對的權力”也有了上百年。他們一樣難逃被權力腐蝕的規律。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二十年代對格魯派進行整頓,就是因為當時格魯派的教規已經極度廢弛腐化。其中以在西藏寺廟中地位最高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及上下密宗院為最著。貴族家庭出身的僧侶,不守法規,化裝為俗人夜遊或到鄉間遊玩,招妓侑酒,彈唱歌舞,賭博吸煙,仗勢欺人﹔農牧奴家庭出身的窮苦僧人為生活所迫,多到鄉下唸經乞食,或外出作苦工﹔對寺廟的法事活動,許多僧眾以發不發佈施決定參加與否﹔而主管宗教學位評定的三大寺堪布受賄賣放學位﹔管理寺院的僧侶則貪污佛前上供的油錢,等等〔22〕。後來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也說過﹕“在某些寺廟裡,有些高級喇嘛的職務變得和地主的一樣,而不再是一個精神修煉中心所應有的。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23〕

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身青海農區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的家庭由於出世了達賴喇嘛,一躍變為西藏最顯貴的家庭之一。當時住在拉薩的諾布頓珠在寫給錫金政治專員的信中,有一段專門寫了達賴喇嘛的父親﹙稱為堯西公﹚﹕

......達賴的父親這個頑固而脾氣暴躁的人卻拒絕照常支付其莊園的賦稅,並開始在不經噶廈允許的情況下強行徵用其他農奴無償支應烏拉差役和勞役,他還干預噶廈處理刑事案件和調解民事糾紛,並開始私設公堂自行判案斷案。更有甚者,他還要求當他在拉薩行走時人們須向他致以空前的敬意,例如,所有騎馬者無論其官階有多高,都得下馬向他致敬,否則冒犯了他將遭到他的隨從的體罰。有一次,當一名病人在去英國公使館看病途中沒有下馬時,堯西公當即沒收了這位病人的馬......〔24〕

歷代達賴喇嘛的家族利用特權和地位謀取私利,幾乎成了傳統。不過達賴家族畢竟是俗人,難免俗人惡習。那麼經過了十三世達賴喇嘛整頓之後的西藏三大寺僧人又如何呢﹖當年工布江達的宗本﹙縣長﹚江中•扎西多吉所回憶的一件事──為三大寺僧人準備住處,可從中略見一斑﹕

一九五○年秋,三大寺......九名代表率領七十五名武裝僧人﹙扎巴﹚來到工布江達宗。他們一到,首先檢查住房、馬伕、廚役等的安排情況,接著就搶佔好點的住房。他們藉口沒有給他們安排好,就亂打老百姓,七十五名扎巴以接馬人末按時來接也亂打人。代表們進入住房後,互相比住房、陳設的好壞。都認為別人的好,自己的差。甘丹降孜代表說﹕“我們三大寺九代表及帶領的扎巴,是噶廈政府委派來的,是為了驅逐佛教之敵紅漢人──共產黨而來的。原先譯倉列空﹙噶廈政府的秘書處﹚任命我們九名代表時,都是平等對待,但是,夏爾孜代表一到這裡就鋪上紅氈、用上華蓋,為什麼不給我配備這些﹖哲蚌代表有接馬人,我們甘丹寺兩代表為什麼沒有﹖”話畢,就對負責接待的根保和百姓鞭打腳踢。哲蚌果芒扎倉的代表也藉口住房設備不好,把七十歲的房主文瓊老人從樓房上推下﹙文瓊老人因摔傷,一個多月不能起床﹚,把五、六個百姓、佣人用皮鞭抽打。〔25〕

對這樣的僧侶,西藏人不敢反抗,甚至不敢表示不敬,那是不能說他們心裡願意如此。如果只給人兩個選擇,要麼今生一世逆來順受以換取萬代來世在天堂享福,要麼永生永世淪落地獄遭受刑罰折磨,西藏底層百姓對掌握著進入天堂之門鑰匙的僧人,是不敢不“願意”的。同樣道理,藏人“願意”從營養不良的妻兒口中摳出食物供奉給寺廟,或者他們“願意”在風雪泥濘的高原上不停地叩拜等身長頭,原因也在這裡。

然而,若是有一天,突然能夠推翻那種非此即彼的前提了呢﹖他們突然醒悟根本沒有來世,或者是即使有來世,也不是非用今世的受苦交換呢﹖藏人還能保持對上述事物的“願意”嗎﹖

答案是不難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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