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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五章“一國兩制”的失敗(1)

【多維連載】

吹捧鄧小平的人,把“一國兩制”說成是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所做的天才構想,是開天闢地的歷史首創。但是“一國兩制”的發明權並不屬於鄧小平。香港與中國的“一國兩制”目前剛剛開始,西藏與中國的“一國兩制”卻是從一九五一年就已經實行,在維持了八年之後,最後以戰爭和流血告終。

中共推出西藏的“一國兩制”和香港的“一國兩制”,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主權問題。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否能成功,還需要時間觀察,而西藏的“一國兩制”,歷史已經證明是一個失敗。

1、“和平解放”

一九五○年秋天,中共解放軍在藏東昌都一戰消滅了藏軍主力,顯示了對西藏的絕對優勢之後,隨之又作出和平姿態。他們對藏軍俘虜友好款待,將連排軍官八十五人、士兵二千五百六十二人遣散釋放,發給俘虜回家路費銀元二萬多,馬匹五百一十匹〔1〕。這種大剛大柔兼而有之的形象對藏人同時產生了懾服和籠絡的效果,使其失去繼續抵抗的信心和意志。被遣返的俘虜把中共的好名聲帶到西藏各地,同時中共又避免了管理關押數千戰俘的負擔。

昌都戰役後中共停止了軍事行動,一方面等待西藏高原不宜作戰和行軍的冬天過去,一方面看昌都戰役的教訓是否會說服西藏當局進行談判,接受中共提出的“祖國統一”之要求。這期間,面對國際社會指責解放軍“侵略”西藏,中共在其對外公告中表現出的態度極為輕蔑﹕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願明確宣佈﹕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部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進藏,其使命是解放西藏人民,捍衛中國的邊疆。這是中央人民政府堅定不移的政策。〔2〕

這種使國際社會震驚的傲慢口氣,清晰地表明新中國渴望洗刷百年卑躬屈膝的恥辱。西藏所指望的國際社會干涉,對以這種口氣說話的政權顯然不會收到效果。何況西藏歷史上的法律地位,不能給國際干涉提供足夠的根據,因而美國和英國在當時都拒絕對西藏提供實質性援助﹔聯合國不願討論關於西藏遭到中國侵略的議案﹔與西藏唇齒相依的印度也只作口頭文章﹔西藏只剩幾千殘軍守衛昌都通向拉薩的要道,強大的解放軍隨時可能向拉薩進軍,抵抗幾乎全無希望。孤立和不堪一擊的絕望之感籠罩著舊西藏統治者的心靈。拉薩房價猛跌,甚至以幾千大洋就可以買下一棟貴族私宅。〔3〕

噶廈政府決定把剛剛親政的達賴喇嘛轉移到西藏與錫金的邊境,以防中國軍隊再次重演昌都戰役的故伎,以迂回包抄的方式切斷他們逃往印度的後路。亞東是喜馬拉雅山南麓一處海拔較低、山清水秀的地方。達賴喇嘛一行住在亞東的東噶寺。那是一個很小的寺廟,幾年前我去拜訪時,裡面只有幾個年長僧人領著一群出家的兒童。寺廟院裡有一隻拴在鐵鏈上的猴子,見人就齜牙咧嘴地翻跟頭。達賴住過的房間仍然保留當年原樣。裡面有兩張床,那時達賴晚上睡覺還需要他的老師陪同,可想不會有太多的決策能力。噶廈政府也從拉薩轉移到亞東辦公。亞東的地理位置適於同時進行兩手準備﹕一方面與中共開展議和談判,觀看局勢發展﹔另一方面隨時可以跨出邊境,流亡印度。現在回頭看歷史,西藏無論如何不能避免被中國佔領,不管是國際社會還是西藏自身,都沒有力量阻擋中共軍隊進藏。雖然如此,西藏被佔領的方式卻可能不同,而中國以哪一種方式佔領西藏,對西藏後來的走向也會有不同影響。中共當時做好兩手準備,一是“和平解放”,一是武力攻打。中共高層更希望前者,那意味著“西藏自願回歸祖國大家庭”,既有利於對外的形象,又符合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能減輕戰爭負擔,所以它極力向“和平解放”的方向引導。

現在,事過境遷,有人卻開始對當時的和平結局感到後悔。那時身為中共進藏十八軍高級指揮官的李覺將軍,四十年後就這樣重新設想歷史﹕

如果噶廈不死守金沙江,而是採用游擊戰來截斷我供應線,分割、分散我兵力,拉長我戰線,在運動戰中集中優勢兵力將我各個擊破,有可能徹底拖垮入藏部隊。如此一來,我們只能......採用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蠶食戰術,每前進一步,公路交通跟進一步,後勤保障跟進一步,鞏固一步。多路進軍相配合,最後迫使它的全部力量集結於拉薩,將它一舉殲滅。徹底摧毀這個統治集團之後,我們再返回來對平民、對下層僧俗官員講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以藏族翻身農奴和共產黨領導骨幹相結合的政權。這樣,雖然時間長一些,或許一年兩年,或許三年五年才能真正解放全西藏受壓迫的農奴,但是所成立的政權就相當穩固,也許就不存在一九五九年的叛亂,就不存在一九八七年以後的騷亂。〔4〕

如果沒打昌都戰役,當年的西藏勢態也許會向李覺將軍期望的方向發展。然而昌都慘敗使噶廈完全失去了繼續抵抗的信心。同時,急於促成“和平解放”的中共又把話說得非常動聽﹕

人民解放軍入藏之後,保護西藏全體僧侶、人民的生命財產,保障西藏全體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護一切喇嘛寺廟,幫助西藏人民開展教育和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對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及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各級僧侶、官員、頭人等照常供職。一切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之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員採取協商方式解決。過去親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之官吏,如經事實證明,與帝國主義及國民黨脫離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者,仍可一律繼續任職,不究既往。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忠誠執行中央人民政府上述各項政策。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妄取民間一針一線,借用家俱均經物主同意,如有損毀,決按市價賠償。僱用人、畜差役,均付相當代價。不拉伕,不捉牲畜。〔5〕

比起一九○四年時面對榮赫鵬使團的狀況,西藏統治者總算聰明了一些,雖然照例有多次變卦反覆,最終還是同意與中共進行談判。當時阿沛•阿旺晉美作為昌都戰役的戰俘,已經在共產黨控制的昌都住了將近半年,被噶廈任命為與中共當局談判的首席代表,從昌都直接去北京進行談判。這個任命似乎有點奇怪,阿沛人在昌都期間,每天受共產黨的影響。去北京一路走了近一個月,各處皆予最高規格接待。當時在中共西南局任書記的鄧小平親自到重慶機場迎接﹔到北京時,周恩來和朱德到火車站迎接。共產黨那時的“統戰”很能籠絡人心,比起國民黨統治的腐朽,共產黨也確實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一番新氣象,使人受到吸引和鼓舞。讓阿沛去談判,在感情上難免自覺不自覺地受中共影響。後來達賴喇嘛稱談判最終達成的《十七條協議》﹙全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是在逼迫下簽署的﹕

協議是作為最後通牒方式提出的,不讓我們的代表提出任何修改意見或建議。對他們進行了侮辱、謾罵,並威脅要對他們使用暴力,對西藏人民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也不讓他們向我和我的政府進一步請示。〔6〕

這看起來不是中共的做事方式,中共也也沒有必要那樣。談判從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始,到五月二十三日正式簽署協議,簡單粗暴的最後通牒用不了二十五天的時間,肯定經過了多次反覆和討價還價。無疑,談判肯定是由中共方面主導的,這絲毫不奇怪,勝者在談判中佔有優勢,對誰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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