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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六章革命(7)

【多維連載】

4、革命的泛濫

一九五九年的社會革命促進了西藏的經濟發展。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農業﹙包括種植、畜牧、漁獵和林業﹚產值總共增長○•七二%,年均增長率只有○•一%,如果再把進藏中共機關與軍隊的生產刨除在外,增長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負增長。而在一九六○年,農民分得土地的第二年,西藏的糧食總產量就從一九五九年的三•二三億斤增加到四•一一億斤,增長幅度為二十七•五%,牲畜存欄量也增長了十%。到一九六五年,西藏農業生產總值達到三•三八億元,較一九五九年增長八十二•七%,年平均增長十•六二%〔40〕。

雖然完全由中共部門提供的數字中可能有水分,但是憑經驗的感覺,許多西藏人也承認那是西藏經濟增長最快,多數人生活改善十分明顯的一段時期,加上翻身的歡欣尚在,自由和傳統也沒完全被剝奪,因此被稱為西藏的“黃金時期”。阿沛•阿旺晉美曾代表藏人說過一句總結性的話﹕“我們討厭兩端。”〔41〕那兩端一端是指舊制度,另一端指的是後來在整個中國日趨極端的革命狂潮。處於兩端之間的,就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那段時光。

然而,專制狀態下的革命,其規律往往是一旦克服了開始階段的阻力,就必然地產生出巨大慣性甚至是加速性,把意識形態尊為宗教,把革命本身奉為終極,那種加速到了一定程度,就會難以避免地進入失控狀態。如果說中共起初在西藏進行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鞏固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一旦革命真正展開,也就捲進了與中國其他部分同步的進程。

那是一個以意識形態教條和毛澤東的奇思異想為準繩的不斷革命進程。那個年代的整個中國都被搞得高燒般抽搐不已,而對一步跨越了幾個世紀、且革命起點比中國其他地區晚了十年的西藏,就更是被“解放”與革命搞得頭暈目眩。不僅西藏的中共人士終於擺脫了達賴與噶廈的掣肘,剛剛可以為所欲為地運用權力,西藏的農牧民也剛從底層翻身,被分財產、當幹部、上學校那些前所未聞的變化搞得歡欣鼓舞,忘乎所以。整個西藏就像被扔進了一個巨大的革命加速器。

十世班禪當時是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主任委員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為了向中共表示效忠之心,他在一九五六年就帶頭表示願意拿出自己的莊園做為改革試點,為西藏全面改革創造經驗。“民主改革”開展之後,班禪父親貢保才旦為了順應形勢,自覺從拉薩去其日喀則領地,為他曾經是農奴主階級的一員向群眾道歉,表示要進行自我改造。可是他的“自覺革命”並沒有像他期望的那樣使他得免災難,班禪之父的身份也沒能保護他。他照樣被群眾鬥爭,並在鬥爭中遭到毆打〔42〕。既然連班禪之父都無法幸免,別人的情景肯定只能更加糟糕。班禪喇嘛在《七萬言書》中描寫,當時鬥爭會一般是這樣的情景﹕

鬥爭一開始、怒吼幾下,同時撥髮揪須,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掀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是一種專門用於打架的形如鑰匙的鋼板製工具──譯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鬥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鬥爭中當場喪命。〔43〕“民主改革”開展不到一年的時間,西藏工委指示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將西藏強力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進行合作化和公社化。一九六○年七月一日,西藏成立第一個手工業合作社──拉薩“七一”鐵木生產合作社﹔同年八月八日的《人民日報》報導,西藏已經建成八千四百多個互助組,十多萬農戶入組,佔完成“民主改革”地區總農戶的八十五%﹔緊接著,又開始了試辦農業合作社的熱潮。剛剛分得土地的農民被要求加入合作社,不願意入社的人遭到圍攻和批判。翻身農奴理解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飄渺的理想,他們被搞糊塗了,既然已經把土地分給了他們,為什麼這麼快又要收回去﹖

客觀地講,當時很多做法是地方共產黨組織自己所為。中國各地的各級共產黨幹部都對上級意圖層層放大,寧左勿右,力圖以此博得上級嘉獎。中國“大躍進”時期西藏正忙於“平叛”,在實現公社化方面遠遠落後。在西藏還是“一國兩制”狀態時,其落後不算問題,但“平叛”之後的西藏已經變成了同樣是共產黨天下,西藏繼續落後就成了西藏工委的責任。當時基本全中國的所有農戶都被納入了人民公社,有人比喻,如果把凡是已經實現公社化的地區都標上共產主義的顏色──紅色,在整個中國大陸的版圖上就只剩一個“白區”──西藏。“白”在共產黨的術語裡代表反動和敵人,這種比喻一定使西藏的中共領導人內心不安。那時全國的口號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西藏就必須“飛奔”才能跟得上。

然而西藏總是與形勢的發展差半拍﹙至今也是如此﹚,正當西藏準備開始飛奔的時候,中國其他地方已經因為“大躍進”的災難陷入困境。激進的公社化對農業造成的破壞導致全國性大飢荒,餓死了上千萬人。中共不得不在其八屆九中全會上宣佈改變激進路線,毛澤東也因此退居“二線”,讓位給黨內“務實派”,開始實行一條比較穩健的路線。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地區幾年之內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要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在試辦的農業合作社全部解散,連“西藏自治區”也拖延到五年以後才成立。這種路線的調整,使得西藏的“黃金時期”得以保存。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五月二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為時一個多月的民族工作會議。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會上檢討了“平叛擴大化”的錯誤,要求加緊“甄別糾正”。在似乎開始解凍的氣氛下,碩果僅存的幾位西藏上層代表開始表達他們積郁已久的不滿。佛學大師喜饒嘉措在會上的發言相當尖銳,他當著中共領導人說﹕“我今天要說句真心話,你們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蔣介石、馬步芳沒有做過的事,你們做了......你們老愛迴避實質問題而搞數字遊戲......我也向您學習,用幾個數字,講講你們這幾年的毛病﹕一說假話,二不認錯,三亂整人,四無佛心,不講人道......”嚇得翻譯當時不敢給譯〔44〕。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也是在那期間拋出的。

然而策略上的收斂並非等於意識形態的改變。毛澤東是一個從不甘心承認自己犯有任何錯誤的人。他在檢討“大躍進”失誤的中共“七千人大會”上向他的全體部下鞠躬,亦是一個令他耿耿於懷的恥辱。中共“務實派”的穩健路線僅僅實施一年時間,他就開始以新的方式重新確立自己的“偉大舵手”之正確。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路線,指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條路線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確立為“黨的基本路線”﹚。當毛澤東看到班禪的《七萬言書》,便將其定性為“無產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45〕,厄運由此降臨到班禪喇嘛頭上。

從晚清到民國,班禪一直與漢人政府保持相對密切的關係,成為西藏上層“親漢派”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在毛澤東還沒有把西藏問題放進日程表時,十世班禪就致電中共,要求中共進軍西藏,“肅清叛國分子,拯救西藏人民”〔46〕。班禪堪布會議廳還主動為中共進軍西藏出謀劃策5。西藏“平叛”之後,中共讓班禪取代達賴擔任西藏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班禪則公開配合中共,譴責叛亂,支持中共在西藏發動的改革──包括取消寺院特權,鼓勵僧人參加生產勞動。如果中共在一九六二年還有一點“統戰”意識的話,它完全可以不理睬班禪的《七萬言書》,那種從內部上書提意見對中共並不構成實質威脅,如果施加某些影響﹙中共長於此道﹚,也足以使班禪因恐懼而閉嘴。然而那時的中共卻毫不留情地把他劃到了敵人一邊,展開對《七萬言書》的圍攻批判。一九六四年,班禪被撤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的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的職務,遭到抄家,被群眾鬥爭。從那以後,他被禁止過問西藏事務,直到“文化革命”結束一直沒回西藏。“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達九年八個月之久。另一位尖銳批評中共的喜饒嘉措大師則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縣,由當地群眾批鬥,最終受折磨而死。

班禪的遭遇顯示了中共在西藏依靠對象的變化,從與西藏上層合作為主,到徹底拋棄他們。一旦中共能夠牢固地控制西藏,西藏上層人士就失去了價值。班禪上書反而說明,繼續豢養他們還可能製造麻煩。按照共產主義的階級陣線,依靠對象應該是勞苦大眾。既然中共給了勞苦大眾以“翻身”,就是他們的解放者和大救星,怎麼說他們就會怎麼辦,何況他們的文化程度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七萬言書》的,依靠他們可靠且沒有麻煩。

從“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之間,西藏雖然沒停止過在革命旋渦中翻捲,但總體來講,那時受衝擊的主要是上層社會,下層群眾更多地是得到好處。即使刮過一陣辦合作社的風,全西藏也只辦起了七、八十個社〔47〕,很快又被解散。而牧區實行的是不分財產、不鬥牧主、不劃階級的“三不”政策,基本沒有搞民主改革,僅實行了一些有利於貧苦牧民的措施。所以那一段被班禪和喜饒嘉措視為暗無天日的日子,才能被另外一些藏人視為“黃金時期”。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則發生了變化。那是一場被稱為“觸及每一個人靈魂的革命”,人人都被捲了進去,西藏的“黃金時期”也隨之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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