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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五章“一國兩制”的失敗(9)

【多維連載】

那一段時間,小規模的解放軍部隊幾乎不敢外出,最多一次曾組成六、七百輛汽車的武裝車隊,才敢到拉薩以外運輸物資〔53〕。拉薩城內也不太平。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越來越多的反抗戰士和難民涌進拉薩,城裡城外搭滿帳篷,到處是攜帶武器的反抗者,緊張氣氛不斷上升。對湧進拉薩的成千上萬造反戰士,噶廈政府實際上已經無法控制。拉薩的局勢遲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個引信。

達賴喇嘛當時的心態不得而知。不過即使達賴的內心想與北京繼續維持良好關係,他也會在局勢面前身不由己,因為他既是西藏的靈魂與象徵,有一條底線就是他不可能逾越的──一旦矛盾不可調和,出現決戰局面,他就只能堅定地站在西藏一方。

爆炸局面的引信出現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原計劃達賴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軍區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間廣泛地傳開了中共打算乘機綁架達賴喇嘛的消息。十日上午,上萬藏人和藏軍圍住了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事態逐步擴大和失控,激動的群眾喊出了廢除十七條協議和把漢人趕出西藏的口號,處死了幾名他們認為是叛徒的西藏人。西藏政府官員、藏軍和叛亂戰士也隨之公開聯合,並在後來幾天宣佈成立“西藏獨立國”,向全體藏人發出起義命令。後來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將每年這一天﹙三月十日﹚定為“西藏人民起義日”。

中共是否真要綁架達賴,因為涉及到拉薩暴亂的起因,成了幾十年爭論的一個公案。我傾向於那是一個謠言。在激動和恐慌的群眾中間,產生和傳播謠言是不奇怪的。可以比較另一個實例﹕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一個藏人在拉薩一家回民開的清真餐館吃麵條,發現麵條裡有一塊人手指甲。那本不奇怪,也許是廚師不小心切掉的。可是很快,藏人中便謠傳那家清真餐館用人肉做菜,已經發現了兩顆人頭等。各種謠言隨之出現──“回民不但在自己開的飯館裡賣人肉、人血,還用天葬場燒死人的木炭烤羊肉串。回族這樣做的目的是徹底毀滅我們藏族,霸佔西藏”、“我們康巴人失蹤了一百多人,都被回族殺掉了,用藏人身上的肉給藏人吃”......隨後拉薩連續幾天發生多起聚眾打砸搶回族飯館和商店的事件,常常造成數千人圍觀,並與當局派出的公安和武警發生衝突。一九九五年的一小塊指甲引起如此騷亂,可想一九五九年“綁架達賴喇嘛”之說會在藏人中造成什麼效果。我相信綁架達賴是謠言,還因為那對中共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好處,找不到中共綁架達賴的理由。不管怎麼樣,達賴喇嘛那天沒有去看演出,無法確定他當時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他在第二天給中共西藏軍區的政委譚冠三的信上對發生的事件表示“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並表示“反動分子正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進行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十二日他的另一封信說﹕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使我無限憂傷。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對於昨天、前天發生的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

就在他逃亡印度的前一天,第三封給譚冠三的信上還這樣寫道﹕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出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線,過幾天一旦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就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54〕

在達賴喇嘛出走後,中共一直以這三封信件為據,爭辯達賴是被劫持出境的。直到達賴流亡印度五年半之後,中共方面才正式宣佈解除其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開始其稱為敵人。此前北京並非真地信任達賴,而是出於策略。同樣,達賴寫這樣的信也完全可能只是緩兵之計,或是按下屬擬好的稿子照抄的。

關於決定逃亡印度,達賴喇嘛後來在自傳中是這樣描述的﹕

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該再怎麼辦。第二天,我再度請示神諭。令我大吃一驚,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處於恍惚狀態的靈媒蹣跚地走向前,抓起紙筆,相當清楚而明白的繪出我該循什麼樣的路線離開諾布林卡宮,直奔印藏邊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預期不盡相同。神諭結束後,擔任靈媒的名叫羅桑吉美的年輕和尚就頹然倒地,代表金剛扎滇已離開他的身體。就在這時,彷佛要強調神諭的威力似的,兩枚炮彈在寶園北門外的沼澤中爆炸開來。

回顧三十一年的往事,我確信金剛扎滇早已知道我必須在十七日離開拉薩,但他怕泄露天機,一直不肯明講。沒有計劃就不會走漏消息。但我並沒有立刻準備逃亡。我首先要確定神諭正確無誤,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謨,結果與神諭完全相符......〔55〕

接到“神諭”的當晚十點,達賴便喬裝成普通僧人,在六百餘名隨員和士兵的護衛下出走,經過十四天的跋涉,最終到達印度,從此走上不歸之路。

達賴方面一直指控,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四點,中共方面向達賴居住的羅布林卡首先發射了兩發迫擊炮彈。這個指控是否屬實,是兩方多年不斷爭論的一個焦點。北京一直斷然否認,並說那是西藏叛亂者發射的。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共解放軍西藏軍區政治部宣傳處的中校幹事吉柚權在他寫的《西藏平叛紀實》一書中第一次透露,那兩發炮彈是中共方面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的經濟警察雷惠山用六○迫擊炮發射的。當時拉薩運輸站連續三次受到叛亂者槍擊,雷惠山氣憤之下未經請示便自行以兩發炮彈回擊〔56〕。這個說法比較可信。吉柚權以其軍人身份,受到的保密限制比較少,在寫作過程中查閱了大量內部檔案。他的書出版後,他本人因“泄密”而受審查和處分,更可以證明材料屬實。可以相信中共不是有意打那兩發炮彈,中共一貫重視得到“不打第一槍”的道義優勢,只是沒有管束住下邊的人,尤其雷惠山又不是紀律嚴明的軍人。

達賴出逃印度的途中沒有受到中共方面任何攔截,西方和印度的新聞媒體大量渲染西藏出現“神秘的雲霧”,保護了達賴的隊伍不被中共飛機發現。但是按那時任西藏軍區副司令的李覺將軍回憶卻是這樣﹕“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夜,達賴他們在拉薩河北岸準備渡河時,我們早已將大炮對準他們,只要我們的炮一響,他們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河邊沙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阻截他們。我們是靜靜地坐在林子中,憑藉明月之光看著他們驚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薩河南岸渡人......”〔57〕

吉柚權的書則是這樣寫﹕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薩暴亂開始以後,北京將情況電告正在湖北視察的毛澤東,毛澤東微笑著說﹕“果然等到了今天。”三月十二日,毛澤東電報指示中共的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

照此形式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叛亂集團的策略是﹕在拉薩搞暴亂,將我軍驅走。這一批人實際上已與中央決裂。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是﹕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以分化上層,教育下層。如果他們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攔阻,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58〕

北京設在香港的“新華分社”﹙實為中共駐香港的最高機構﹚原社長許家屯“六•四”後出走美國,在其回憶錄裡談毛澤東的想法非常人能料時,也舉了這個例子﹕

毛澤東有些想法和考慮,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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