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具有這樣經歷和情感的進藏漢人是很多的。如果把這一類漢人全都劃在被藏人一概痛恨的範疇,是否有失公平呢﹖
包括中共經營西藏的元老張經武,曾經是中共統治西藏的最高人物,如果從對藏民族進行征服的角度,他應該是中共的功臣,然而他也一樣成為專制暴政的犧牲者。在西藏工作多年的記者趙慎應後來記述了張經武在文化大革命的下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就將他﹙張經武﹚逮捕起來,成立了專案組,進行嚴刑審訊,他被關押在北京衛戍警衛二師的一所交通幹校裡......張經武在牢獄中受到嚴重摧殘,右肱骨被打斷骨折,左肘骨節被打得脫臼。打斷張經武右胳膊的具體經過,至今仍是一個謎。
送到衛戍區的“犯人”,均用代號,不用真實姓名。張經武被打斷右臂膀,曾送衛戍區二師醫院、北京軍區醫院、積水潭醫院治療,張經武的代號叫“張武六”或“張56”,看病均無病歷。衛戍區二師醫院劉副院長後來回憶說﹕“當時聽說這老頭在西藏工作多年,解放西藏後是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一說五十六號都知道是張經武。”張經武不幸去世了,究竟是怎麼死的﹖死因是什麼﹖幾個醫院的院長、醫生事後都說不清楚。唯一可靠的都說是,張經武骨折後,絕食六、七天,身體極為虛弱,是飢餓引起心力衰竭死去的。張經武去世後,專案組的一個成員電話通知張經武的女兒張華崗說﹕“張經武因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去世。”這一通知根本不提骨折事,隱瞞了死亡真相。
張經武的湖南老家,土改時定為中農,為了打倒張經武,專案組不知根據什麼把張經武的家庭出身寫成地主,並報中央。他們還編造說,張經武已死父親的骨灰盒裡藏有手槍和金條,並派人從北京到湖南酃縣張經武老家會同當地有關人員將其父的墳墓挖開,結果,骨灰盒裡除骨灰外,什麼也沒有。
在張經武被拘押一年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張經武的愛人楊崗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關進北京郊區的秦城監獄。當時誣陷她為反革命分子,在監獄中關了七年,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才釋放出來。監獄中,楊崗根本不知道張經武的任何消息,出獄後,一聲晴天霹靂,張經武已慘死三年多了﹗在監獄裡,楊崗是位英勇頑強的人,但現在怎麼能承受住這一沉重打擊,她的精神受到嚴重摧殘......現在她的精神已經錯亂,經常住在醫院中。〔75〕
我相信有些西藏人或同情西藏的人不會認同中國人與西藏人都是專制暴政的受害者的觀點。他們會說,中國人怎麼對待自己,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你們盡可以自己迫害自己,為什麼要扯上西藏人﹖西藏人和你們中國人本無關係,不能因為你們受了苦,你們施加給西藏的苦也就可以一筆勾銷了。我不能說這種看法沒有道義上的力量,但是事實上西藏和中國是沒有辦法分得那樣清楚的。自己迫害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概念。如果說中國人曾經集體發作過革命高燒,進行過瘋狂的自我毀滅,西藏人也不是完全置之度外的。在對西藏傳統文化進行掃蕩的過程中,千千萬萬的西藏人都曾以極大熱情投身其中。我將在後面的章節談到這一點,今天被視為西藏災難的,並非都是中國人的所作所為,包括文化革命中砸寺廟和逼迫僧人還俗,藏人“紅衛兵”和農牧民是主要的力量。在我採訪西藏文革情況時,藏人談到文革期間的恐怖氣氛,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積極分子”的監視、密告和整人。當時“積極分子”數量很多,無孔不入,而且非常活躍。那些“積極分子”是什麼人呢﹖他們恰恰都是藏人。當我問道為什麼西藏宗教能被禁絕得那麼徹底,如果絕大多數藏人都嚮往宗教的話,難道不是可以私下裡進行宗教活動嗎﹖在廣闊的農村和牧場,在黑夜和黎明,漢人的眼睛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們的手也伸不了那麼長。回答我的藏人說﹕“那怎麼能行,家家都有年輕人,都是紅衛兵,他們看著呢,搞不成。”那些監視著他們父輩的年輕紅衛兵是什麼人呢﹖他們不是漢人。一個藏人回答我的“為什麼藏人會砸寺廟”的問題時激憤地說﹕“不砸還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說當時藏人砸寺廟是否都是出於被迫,即使承認這一點,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麼人呢﹖不錯,有漢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數量上更多﹚是藏人。
我說這些的目的不是為推脫漢人的責任而惡意地揭過去的瘡疤。藏人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現目前被壓在一種默契的沉默之下,那無疑會令人尷尬,令中共尷尬,令達賴尷尬,令無數經過那時代的藏人尷尬,也令那些藏人的後代尷尬,然而那卻是歷史,需要直面。更重要的是那裡包藏著一個“為什麼”。弄明白那個“為什麼”事關重大,比故意迴避或強制遺忘更有益於西藏的未來。
對那個“為什麼”的進一步討論是後話,這裡主要想強調藏人遭受的災難不應該記帳於全體漢人。漢人和藏人在同一個專制制度籠罩下,兩族人民的遭遇、經歷、感情狀態、被蠱惑的瘋狂以及慘痛結局基本相同,彼此間並沒有鴻溝,這應該成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如果抹殺這個事實,非要以渲染民族壓迫把兩族人民推到相互為敵的狀態,那只能為將來製造更多的仇恨和痛苦,而西藏問題的解決,也將因此更無出路。
藏人白瑪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和研究員,講一口純正的漢語,英語也很流利。他曾被邀請到意大利和美國去講學,現在正在聯繫到美國去讀博士。
白瑪出生在黃河邊的拉嘉鄉,在他該上學的年齡正值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出身不好,沒有被批准上學,每天只能為生產隊去放羊。拉嘉鄉附近有一個勞改農場,關著中國各地送來的勞改犯。其中一個上海老教授,每天為勞改農場放牛。七歲的白瑪和上海教授成了朋友。他們每天在草原上相見。牛羊吃草的時候,教授就教白瑪讀書識字。牛跑遠了,腿快善跑的白瑪就幫助教授趕回來。白瑪的奶奶知道有人教白瑪讀書,非常感激,不時讓白瑪帶些酸奶、酥油一類食品,使教授在苛刻的勞改營伙食之外得到一些補充。就這樣冬去春來,白瑪跟教授學了四年。
直到鄧小平上臺,中共不再死守階級教條,白瑪在十一歲時終於上了學。令學校吃驚的是,從未上過學的白瑪,漢話說得比所有藏族教師都好,其他學科的成績也都遠遠超過別的同學。從此白瑪在學業上一帆風順,進重點中學,考大學,讀研究生,當大學教師......在聽白瑪給我講他的故事時,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一個老人和一個孩子在草原上相依而坐的圖畫,那形象讓我感動。他們都是落難之人,他們相互有恩,他們難道該是、會是、能是敵人嗎﹖白瑪至今再沒見過那位教授。
註釋
〔1〕宋黎明,《重評〈十七條協議〉》,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129。
〔2〕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54。
〔3〕摘自《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100-123。
〔4〕孫勇等,《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簡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17。
〔5〕《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141。
〔6〕《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99。
〔7〕《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33。
〔8〕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十六次會議上的講話,載《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82。
〔9〕夏爾宗德丹,《以公道面對西藏》,《北京之春》電子版54期。
〔10〕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8。
〔11〕格勒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區社會歷史調查》,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頁126、127。
〔12〕格勒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區社會歷史調查》,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頁230─235。
〔13〕格勒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區社會歷史調查》,中國藏學出版社13,1993年,頁169─181。
〔14〕《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頁94。
〔15〕《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頁123─124。
〔16〕土登晉美諾布,《西藏──歷史•宗教•人民》,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編印,1983年,29-30頁。
〔17〕《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頁115。
〔18〕《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頁119。
〔19〕《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頁122─132。
〔20〕《雪域文化》1992年夏季號,頁32。
〔21〕《雪域文化》1992年春季號,頁38-39。
〔22〕宋贊良,《從烏拉差役看西藏農奴制下的“人權”》,載《西藏封建農奴制研究論文選》,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頁294。
〔23〕黃慕松,《使藏紀程》,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130。
〔24〕黃慕松,《使藏紀程》,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157。
〔25〕《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14-315。
〔26〕《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10。
〔27〕《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8-19、313。
〔28〕《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8。
〔29〕《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93-394。
〔30〕《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6。
〔31〕《雪域文化》1992年春季號,頁39。
〔32〕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7。
〔33〕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30-32。
〔34〕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5-32。
〔35〕《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95。
〔36〕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37〕《雪域文化》1991年冬季號,頁8、9。
〔38〕譚•戈倫夫(A.TomGrunfeld),《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頁185。
〔39〕T.D.奧爾曼,《紅星照耀香格里拉》,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45-346。
〔40〕孫勇等,《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簡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20-122。
〔41〕MelrynC.Godlstein見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122。
〔42〕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7。
〔43〕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7-28。
〔44〕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40-41。
〔45〕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81。
〔46〕《西藏文史資料選集•紀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專輯》,西藏自治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1年,頁72。
〔47〕趙慎應,《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62。
〔48〕《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249、251、287。
〔49〕《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390。
〔50〕《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頁212。
〔51〕《雪域文化》1991年冬季號,頁15。
〔52〕郭錫蘭1980年6月3日在黨委二屆五次會議上的講話,載《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頁97。
〔53〕《全區落實政策工作會議紀要》,載《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頁121。
〔54〕達瓦才仁,《誰在製造西藏的神話》,《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號。
〔55〕《世界屋脊上的英雄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阿里軍分區編,1975年,頁112-121。
〔56〕《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188。
〔57〕譚•戈倫夫,《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頁277。
〔58〕《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268。
〔59〕《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288。
〔60〕《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238-246。
〔61〕《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6。
〔62〕《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與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合編,1986年,頁111。
〔63〕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31。
〔64〕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32。
〔65〕《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關於西藏宗教問題的部分論述》,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編。
〔66〕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33-34。
〔67〕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3。
〔68〕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69-270。
〔69〕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128。
〔70〕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315。
〔71〕曹長青,《西藏問題真相與洗腦》,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202。
〔72〕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80。
〔73〕李雙焰《人在藏北》,載《雪域之光》,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14-216。
〔74〕李雙焰《人在藏北》,載《雪域之光》,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21。
〔75〕趙慎應,《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88-190。
1克是西藏一種傳統的衡量單位。一克青稞約28市斤。此處的克指按下種量計算的土地面積,每克地約合一市畝。
2我認識的一位藏人告訴我,1959年時他舅舅把家裡的全部黃金打成一口鍋,用火燒黑,揹著那口鍋混在難民的隊伍裡,一路上就用那口鍋燒茶做飯,沒有被任何人看出是金鍋。後來他舅舅在印度就是以那口鍋為本錢,現在已經做成很大的商人了。
3達瓦才仁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阿沛•阿旺晉美曾說過這樣的話﹕“布達拉宮南色倉庫,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每年都要往裡存放金銀財寶,三百餘年間從未間斷過,也從未向外取過一毫一厘。現在這個大倉庫被清理,其財寶被運到上海、天津、甘肅的國庫中”。﹙《誰在製造西藏的神話》,一九九七年二月號《北京之春》﹚
4我採集到的這類謠言有﹕“解放軍把駝背老人鼻子穿上牛韁繩,像牽氂牛一樣讓他們馱東西。”“解放軍強迫藏人揹石頭,背磨壞了就用鐵皮釘上,再接著揹。”“不能吃解放軍給的東西,裡面都有毒。”還有漢人吃藏人小孩,漢人把年輕藏人弄到中國內地就不讓回來等說法。
5原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范明在《西藏文史資料選集•紀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專輯》中披露﹕
1950年9月11日,班禪堪布會議廳向彭總﹙彭德懷﹚又呈送了一份《解放西藏的意見》。呈文說﹕“查現值我中央人民政府積極準備解放西藏之際,本廳為了貢獻政府明暸西藏情況,並請迅速解放起見,擬具解放西藏管見一份。是否有當恭請採擇施行。”《解放西藏的意見》的主要內容是﹕
“﹙一﹚現在的西藏......除極少數的帝國主義走狗反動統治官僚者外,上自政教領袖達賴班禪起,以至全西藏人民都在等待著偉大而親愛的解放軍到達西藏,脫離統治者的桎梏,享受全中國大陸上各民族所享受的自由與安樂。那麼解放西藏,根據上面的事實,上面的理由,是順從民意,合乎西藏大多數人民迫切要求的。......
﹙二﹚解放西藏越快越好。......因為他們反動派有帝國主義者的後盾和援助。倘若時間越長,他們的援助和準備越充分,越周到,反動宣傳越深入,反抗力量越強大。......如果曠日持久,則反動派利用充分時間,可能強迫全藏人民,充當兵役,搜括民財,充實反抗經費。......並且還用外交陰謀手段,來聯絡其他國家,所謂非法『親善使團』等,企圖讓帝國主義者直接干涉。基於上述情況,所以解放西藏越快越好。......
﹙三﹚解放昌都等十四縣,請政府派遣解放軍由玉樹向西南的康北群布等三十九族進軍,則因地勢平坦,行軍便利,三十九族的解放,易如反掌。再由三十九族直取昌都等十四縣,有高屋建瓴之勢,利於進攻。一方面由西康大軍渡過金沙江,則兩面配合夾攻,昌都等十四縣的勝利解放,可操左券。
﹙四﹚訓練藏族人民擔任翻譯工作。......擬請政府在甘肅境內,吸收懂得漢語的藏族人民一千人至二千人,加以短期的訓練學習,然後撥派各部隊內,隨軍西進,充任翻譯。......”
6蔣介石在其公開發表的“告西藏同胞書”中,表達了與中共完全不同的西藏政策﹕“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我現在更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達瓦才仁,《達賴喇嘛訪臺與中藏關係的突破》,《北京之春》電子版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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